陶行知是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和伟大的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其中生活即教育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陶行知所指的“生活”，包括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社会改造的生活，其实质是一种大教育观。
陶行知既反对“老八股”教育，也反对“洋八股”教育。坚持从国情出发，办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教育。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真正教育家。
 
  陶行知的“求学梦” 
      陶行知出身贫寒，于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穷孩子，要想成为一位教育家，基本没有可能。可是，陶行知凭借他的聪明和勤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歙县隶属于徽州府，是人文荟萃之地，历来重视教育，家家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培养。陶行知自幼聪颖好学，家里却无力送他入塾读书。在陶行知6岁时，蒙馆先生方庶咸喜其聪颖，愿意免费为其开蒙。15岁的陶行知，进入歙县城内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就读，陶行知母亲在校作帮佣。陶行知学习之余，偶尔帮母亲做杂活。三年里，陶行知学习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
     1908年，陶行知怀着医学救国的思想，进入杭州广济学堂读书。后因不满校方歧视非教徒学生，愤而退学。1909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春，汇文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陶行知升至金陵大学文科就读。此间，陶行知热心公益，关心时事，积极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陶行知利用课余时间，经常组织爱国演讲和义捐活动，支持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解决财政困难问题。陶行知喜欢王阳明的学说，深受其“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于1910年改名“知行”。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在毕业典礼上，他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宣读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阐述了民主共和思想，并提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
  陶行知的“救国梦” 
    陶行知始终把“求学梦”与“救国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他的学习，具有明确的方向性。
    陶行知从不满足于所学。在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先生的鼓励和亲友们的资助下，漂洋过海到美国求学。1914年进入伊利诺大学学习，攻读市政，次年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陶行知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教育家杜威，学习和研究教育科学。杜威当时最欣赏的两个中国留学生，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陶行知。陶行知学习杜威的教育理论，并非一味盲从，而是创造性地吸收。在后来的教育实践中，陶行知结合中国实际，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个个儿，变“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把“从教中学”发展为“教学做合一”，创建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认为，远离生活的教育是“伪教育”，脱离实践经验的知识是“伪知识”。他还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合一”。
    1917年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这年，他谢绝导师孟禄挽留他申请博士学位的好意，决定回国。同年秋，年仅26岁的陶行知，怀着要“使全中国人民都受到教育”的宏愿，毅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要用自己所学，报效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
    陶行知长达30年的教育生涯，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1917年9月，陶行知先是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次年5月，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期间，陶行知主张教育改革，既反对旧式教育，也反对洋化教育，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反对把活泼可爱的学生当成“书架子”、“字篓子”。陶行知还在《新教育》和《教育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教学合一》《教育与科学方法》等论文，批判“重教不重学”现象。此外，陶行知还力促学校招收女生，使男女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
    “五四”运动时期，陶行知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之中，参加组织南京学界联合会，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卖国贼。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并担任学生联合会顾问。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陶行知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在“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深受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影响，这对他平民教育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陶行知的“教育梦” 
    当时的中国有四亿人口，却只有八千万人有机会读书。怀着“要使中国人都能受到教育”的宏大志向，陶行知开始了前无古人的平民教育实践活动。他把教育惠民、教育强国，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伟大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
    1921年11月，陶行知任《新教育》杂志主编。之后，新教育共同社、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杂志社开会讨论合并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公推陶行知、马叙伦等为起草社章委员。不久，通过社章，成立董事会。陶行知被董事会聘为主任干事，主持社务工作。
    1923年5月，陶行知与朱其慧、黄炎培等又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筹备会，陶行知为干事，在北京开办了4所平民实验学校。6月陶行知等人又组织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用募集的钱款开办了3所平民实验学校。陶行知与朱经农合编的《平民千字课》教材，短期内发行了200多万册，将全国平民教育活动推向了高潮。这本教材，不仅是平民识字读本，更重要的是陶冶了平民精神、唤醒了千百万沉睡的民众，这是史无前例的。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正式成立，朱其慧任董事长，陶行知任董事会执行书记。陶行知拒绝了北洋政府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的任命，又谢绝了母校金陵大学校长职务的聘请，从1923年至1925年间，陶行知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平民教育事业之中。
    他曾脱下西装革履，专门买一件棉袄、一双布鞋、一条棉裤、一顶西瓜皮帽，穿戴整齐后，出去宣传、推行平民教育工作。这样，他才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中国人，才容易和劳动人所接近。期间，陶行知与同仁编辑出版了《平民丛书》数十种，创办了《平民周刊》《平民旬报》等，有力推动了平民教育活动的开展。
    陶行知十分重视农村教育。1926年1月，他提出开展“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他放弃了月薪4000多银元的教授不做，于1927年1月开始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当时，南京晓庄村头出现在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招生广告：“本校准备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最小数经费，供学生造茅屋居住；中心小学数处，供学生实地学做；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学做……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崭新的教学理念，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少年前来报名。
    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时，条件十分艰苦。上只有天，下只有地，校产就是两顶破帐篷。每天吃两到三顿稀饭，外加青菜、豆腐、糙米。陶行知带着师生穿着草鞋，种田建校，既当农民，又教书。最困难时，一连吃了三个月的粥。3月15日，陶行知在南京正式创办了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
    1930年4月8日，国民党政府密令教育部查封了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被扣上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等罪名而遭通辑，被迫流亡国外，次年春回国。
    在教学实践中，陶行知总结、发明了“连环教学法”和“平民读书处”。连环教学法打破了非师范生不能办平民教育的清规戒律，使一家、一店、一庙皆可成为一个有效的教育单位。平民读书处更方便民众读书。陶行知仅在北京就设立了一百多处平民读书处。
    陶行知还发明了“小先生制”普及教学法。1933年，陶行知儿子小桃6岁即教祖母识字。这让他感受到“小先生制”对普及平民教育的惊人威力。当时，他在23个省推行了“小先生制”，仅上海就有“小先生”1.8万人，通过一传十、十传百，以至无穷，收效奇佳。
    陶行知甚至在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家中也设立了平民读书处。一天，陶行知来到蒋梦麟家里说：“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家里，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校长一开始面带难色，等一会就笑了，认为陶行知先生的读书法很好。陶行知便主动找来蒋的世兄蒋仁裕、门房李白华等人，亲自给予他们上课。他们听了陶行知的课后，又把所学教给老妈子和车夫等。
    1934年，陶行知创办了《生活教育》半月刊，发表了大量文章，阐述生活教育思想和如何普及人民大众教育问题。同时发表《行知行》一文，正式改名为“行知”， 1934年7月，他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并一真沿用了下来。
    陶行知倡导平民教育，不为自己名和利，目的是提高广大国民的文化素质，改造社会环境，创造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因此说，陶行知的教育“惠民梦”，也是他的教育“强国梦”。
    1935年“12?9”运动爆发后，陶行知即撰文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陶行知著文指出：“现在是教育与国难赛跑，我们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让教育帮助国难。”1936年6月初，中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陶行知被选为执行委员。7月，陶行知任国民外交使节，去国外宣传中国抗日主张。他先后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行程25万公里，向世界人民和海外侨胞传达了中国人民矢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又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爱国华侨支援中国抗日的深情厚谊带回给祖国人民。1939年7月陶行知于重庆创办了育才中学。育才中学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的关怀支持下，依靠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聘请进步专家和学者来校任教，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许多学生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成为能文能武的革命骨干分子。1946年1月，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冯玉祥任董事长，陶行知任校长、李公仆任副校长兼教务长。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以高昂的斗志和革命热情，投入到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的斗争中去。1946年7月，当陶行知得知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自己也被列入黑名单时，仍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那卑鄙的第三枪”！7月16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终年55岁。当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十年来，陶行知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悼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宋庆龄同志题词是“万世师表”。

    
    陶行知的先进的教育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正确分析和处理了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其目的是要使教育为振兴中华服务。
    陶行知学贯中西，难道不会写高深的论文吗？当然不是。他是为了让人读懂，为了使教育贴近生活实际，方便指导平民百姓才这样做的。作为教师，如果不读陶行知，不去积极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几乎还没有触及到中国教育的实质，如此下去，正如盲人摸象，岂不误人误国？
    为了教育事业，陶知知舍弃的太多太多，牺牲的也太多太多。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完美实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誓言，充分体现了他令人敬佩的伟大的献身精神。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追求真理，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一生，是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心系人民教育并做出重要贡献的一生。他崇高的理想信仰，优秀的道德品质，强烈的创新意识，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后来者学习的楷模。他所展示出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高尚风范，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陶行知先生伟大的教育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息息相通，是全面提高公民素质的珍贵精神遗产，是做好各项工作丰厚的思想财富。
 
  陶行知的“大教育” 
 
陶行知早在1926年就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的格外弱。”
    陶行知曾形象地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的这些闪光的教育思想，永远不会过时。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小曼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见2013年3月2日该报）记者杨桂青采访时说：“实事求是地说，陶行知思想对今天的中国教育及现代化还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他还说：“我们的‘中国梦’现在还没有实现，也可以说，陶行知的遗愿还没有实现……我们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培养书呆子，他们只知道考分，心胸和视野狭窄，缺乏社会责任感，身体不够健康，心理也不够健全。对这样的状况，很多校长和教师、家长觉得很无奈，但为了高分和近期现实的利益，大家都在不顾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也不顾孩子的人生幸福。我相信，如果陶先生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是个勇猛的壮士。”朱小曼教授认为，陶行知先生提出的“把学生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和“六大解放”（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很有启发的。朱小曼教授还认为：“陶行知的办学境界与标准，应该成为所有办学者、校长和教师学习的楷模。陶行知对现代教育最大的理论贡献是生活教育理论。他的‘大教育’概念、开放的教育观，对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启迪。”陶行知“大教育”观，就是将古今中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中国教育实际有机结合，并通过提升平民素质、发展教育事业，助推“强国梦”的实现。
    陶行知批判过“应试教育”和“杀人的会考”。现在，“加强素质教育”已成为教育界叫得最响的口号，当然值得肯定。但是，我们认真反思一下就知道，我们真的做到了吗？我们真的没有做到，远远没有做到。更不幸的是，陶行知正在被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更为令人担心的是，今天的教育行为，正在变本加厉地背叛他的思想。

 
现今的中国的教育，是一种病态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教学已脱离生活越来越远。孩子们一心只读“圣贤书”，已经倒退到“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时代了。我们的应试教育，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如何走出这种“病态”？当然要找出“病因”，并加以“疹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时，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在论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问题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决定》同时指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这都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
让我们为背负着沉重学习压力的学子祈祷，祝愿他们真正能够从繁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快乐阳光、个性张扬的自己。
育人为本、立德树人，也许才是教育工作的真正目的和全部意义。（此文原刊于“中国作家网”）
注：第二张照片为作者拍摄，其余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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