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鞠曦先生著作《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四版由于孔子开创的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产生的重要作用，并且由于孔子对《周易》承上启下的重要贡献，《周易》与孔子的关系就成为易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在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上同样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对《周易》和孔子的思想进行哲学反思后，可以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概括为二个问题形式。第一个问题是：孔子是否研究过《周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如果认定《传》是孔子所作，那么，孔子给《易》作《传》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周易》的《经》和《传》是否具有统一的思想理路、是否共同组成了《周易》的理论形式、是否共同承诺了《周易》的思想体系而不可分割，因此是否应进行《经》《传》合一的整体性研究；显然，两个问题形式表明，如果能够正确推定《周易》的思想体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对《周易》的思想形式而言，是否与孔子有关，只能在这样的理路中推定，即：只要承认传世本的《周易》是经过某位作者的作《传》使之与《经》合一，从而形成了《周易》的思想理论形式，那么，只要其思想形式在文献的整体统一性上证明作《传》解《经》代表的是孔子的思想而不属于其他学派，其思想理论贡献就只能归属于孔子。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再把《周易》一分为二，进行《经》《传》分离的研究。因为《经》《传》分离的研究不但在形式上曲解了《周易》，而且也必然在本质上误解《周易》的思想体系。　　对《周易》进行《经》《传》分离的研究，由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所决定而未偿不可，但其研究结果与作《传》解《经》形成的思想体系显然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尽管《周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先有《经》、再由孔子作《传》过程，但是，这决不表明《经》《传》分开的研究是科学的，恰恰相反，只所以孔子作《传》解《经》形成了《周易》的思想形式，正表明了孔子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价值是在《经》《传》合一的形式中呈现的，所以，本质性的和全面性的推定《周易》的思想理论意义，必须在《经》《传》合一的形式中进行。仅仅对《经》的内容进行研究，无论是出于历史研究的需要或为推断《经》的卜筮性而论证，显然已经疏离了孔子作《传》解《经》所要达到的目的。把《经》《传》分离是以研究者的思想方法对《周易》进行的推定，其必然误解《周易》在《经》《传》合一的逻辑形式中推定的思想意义，也就必然误解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思想体系。再者，如果没有经过孔子作《传》解《经》，恐怕我们也难以见到《周易》这一古今中外唯一的“奇”书了。所以，对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思想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是把握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思想体系、正确推定《周易》性质的唯一方法。反思表明，经孔子作《传》解《经》之后，《周易》是否形成了自恰统一的思想体系，是关健问题。然而对于后世的研究者而言，能否对作《传》解《经》的思想体系进行正确的解读，则是一个能否理解的问题，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不能因为不能正确解读作《传》解《经》的思想体系而否定《周易》的整体性从而进行肢解，这不但否定了孔子对易学的贡献，也失落了由孔子集大成于《周易》中的宝贵的文化资源。　　既然《经》《传》合一的《周易》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么，孔子是否研究过《周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孔子以作《传》解《经》形成的思想体系是怎样的哲学和科学原理，《周易》的理论形式为什么被后世儒家所误解，这些问题就应得到解决。显然，问题是相当复杂的。然而，只要首先推定作《传》解《经》形成的思想体系，其他问题则不难解决。  我们看到，自孔子弟子开始，中经汉宋，直到现代，认为《周易》的基本性质是卜筮性，是学界的主流意见。虽有义理派的兴起，由于不明孔子作《传》的本义，这使得义理派不但不能正确理解孔子的思想，而且也不能正确认识《周易》的性质及其思想体系。《帛书·要》中记载了孔子“晚而喜易”和子贡因此引发的三疑。子贡三疑代表了孔子弟子对其研究《周易》的疑惑，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要》）的预见。易学史表明，汉儒以《易》为卜筮之用而推定了象数之学；宋儒虽崇义理，然不疑《周易》的卜筮性；中古以降，置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否定孔子对易学的贡献，这些都证明了孔子“疑丘”的正确预见。　　关于义理学派并不否定《周易》的卜筮性，集宋儒之大成的理学夫子朱熹说： 《易》本为卜筮书，孔子恐义理一向没卜筮中，故明其义。　　　《朱子语类》，第162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圣人因作《易》，教他占，吉则为，凶则否，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也。　　　　（《朱子语类》，第162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今学者违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    （《朱子语类》，第162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关于《周易》的基本性质，现代学界仍然认为是卜筮性，可以高亨与李境池先生作为代表。高亨认为： 《易经》六十四卦，各有卦象，每卦六爻，各有爻象（爻的阴阳）与爻数（爻的次位）。这叫做“象数”。《易经》既是筮书，筮人自然要根据卦爻的的象数来判断人事的吉凶。《易经》的卦爻辞自然有些语句和象数有联系。然而决不是句句都有联系。象数乃筮人用以欺世的巫术。（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3页，齐鲁书社1979年6月第1版） 李境池说：
《周易》的内容性质：我认为《周易》原是一部占筮书，为供占筮参考而作，但它由许多占筮辞经编著者的选择、分析、改写和组织，它就不单纯是占筮书，而是寓有作者思想的占筮书。（李境池：《周易探源》，第5-6页，中华书局1978年3月第1版） “象数乃筮人用以欺世的巫术”与“是寓有作者思想的占筮书”表明了对《周易》卜筮性的基本推定。易学史表明，把《周易》基本性质推定为卜筮性，表明《周易》由孔子作《传》解《经》修纂成书以后，对其进行的解读就陷入了误区。尤其现代以降，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术思想，尤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从那时开始，中国的文化传统被“全盘西化”的思想路线所取代，中国文化逐步开始了非中非西的所谓现代化道路。因此，关于《周易》的研究，也是西化式的理路，例如“科学易”研究及其认为《周易》是“辨证法”等等。由于大一统哲学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一以贯之”，当代的《周易》研究更是由西化形成的强劲态势。虽然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化热使人们看到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然而，以西化的学术理路对《周易》及中国文化作出判释之后，中国文化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能否与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统一就成为重要的问题。　　当代的中国文化研究表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出于感情用事、一厢情愿并不能证明理性的自在，提出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口号并不是必然的逻辑证明，惟有在洞察西方文化问题的基础上证明中国文化具有给人类文化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必然性，才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否则，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然而，这种证明将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在问题的基本性上这两方面的困难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现代性的历史地位，那么，中国文化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为什么其进路却是“全盘西化”？其二，既然中国文化有其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必然性，那么，在以西方文化为坐标形成的现代架构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给出非统一性的推定，这必然形成中国文化研究中的现代误区。所以，无论解决上述问题是在怎样的逻辑形式中进行，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应当对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理性进路有严谨深刻的哲学反思并给出正确的推定。这显然首先要解决下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科学性，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在现代开始的时候却抛弃了它？ 显然，从问题的表面性而言，只能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合现代性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只所以在事实上以“全盘西化”作为现代的理性进路，是由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所决定的。如果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必要再次复兴。所以，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必然性上寻找问题的原因时，所做的工作是反思中国文化的历史进路和理论形式。中国现代学术理路表明，由于“全盘西化”的严重影响，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几乎全部是西方化的，结果表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解读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现代中国文化做出的反思表明，使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是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题。笔者以“承诺推定法”为哲学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孔子作《传》解《经》是以《说卦传》为纲形成的“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哲学性和科学性的理论体系，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及现代哲学和科学的理性进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与文化表明，由于中国文化主流形式的儒学在孔子之后失落了《周易》“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理路，二千余年以来不但误解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在本世纪初以清算“孔家店”的形式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显然，对“孔家店”的清算并不是在正确理解了孔子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误解了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史由此造成了怎样的遗憾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历史表明，中国文化在其“轴心时期”已经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形式，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老子。但是，由于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是以作《传》解《经》的形式阐述的，而后代学者误解了孔子的易学思想理路，由此形成了怀疑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诸多问题，千古以降，从而失落了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原理和科学价值，最终使中国文化主流形式的儒学在近代失落，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哲学反思表明，易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说卦传》产生的误解。孔子作《传》解《经》的易学之道是以《说卦传》为纲形成的，由此形成的易学之道代表了孔子儒学的主体思想。但是由于后世儒家不理解这些思想，使“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要》）成为历史的事实，所以，易学之道就成为千古之迷。那么，究竟何以为易学之道呢？实际上，孔子在《说卦传》中早已对易学之道作了阐述，由于“后世之士”对《说卦传》作了错误的解释，因此失落了易学之道。关于易学之道，
《说卦传》曰：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於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於阴阳而立卦，发挥於刚柔而生爻。和顺於道德而理於义，穷理尽性以至於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舆阳，立地之道曰柔舆刚，立人之道曰仁舆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显然，孔子在上论中已经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易学之道。简而言之，易学是关于“尽性知命”的理论形式。　　易学中对《周易》的解释虽然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但问题发生的原因都可归结于对《说卦传》的错误解释。易学史表明，《周易》研究中问题最多，争论最大的是对《说卦传》的解释，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对《说卦传》的解释与《周易》其它内容在逻缉上发生了思想形式的非统一性，从而否定了《说卦传》在《周易》中的纲领性地位。《说卦传》因此成为易学中的问题的问题。如果认为《周易》的思想自成体系，那么，《说卦传》就应当是《周易》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只有在解释中能够把《说卦传》与《周易》的思想体系一以贯之，才是对《周易》的正确解读。所以，对《说卦传》的正确解读是正确推定《周易》思想体系、理解易学之道的前提。　　我在《中国之科学精神》中以《说卦传》的内容为基础对《周易》承诺的价值作出推定，认为：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所实现的最高的价值是“穷理尽性，以至於命”。为了实现“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这一价值论承诺，《周易》是用“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的推定过程，以“蓍”、“数”、“阴”、“阳”、“卦”、“刚”、“柔”、“道”、“德”、“理”、“义”等范畴作为实现“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价值论承诺。显然，《周易》是用“蓍”、“数”、“阴”、“阳”、“卦”、“刚”、“柔”、“道”、“德”、“理”、“义”范畴的推定承诺着“理”和“性”的范畴及价值，以“理”和“性”的范畴即“穷理”、“尽性”推定和承诺“命”──“以至於命”的价值与范畴。可见，所有的推定是为了承诺“命”的价值与范畴。因此，《周易》的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在“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范畴推定中实现了统一。（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第1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上论表明，《周易》承诺的“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价值，是以《说卦传》为纲形成的，从而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所以，对《说卦传》进行正确的推定，不但是解决易学问题、从而走出易学研究误区之必须，也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重新认识中国的哲学和科学、重新认识孔子的思想、重新认识儒学的基本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