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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欧洲只手遮天” 占领了半个欧洲的浙江人

阅读量：3776196 2019-10-25

浙江温州人
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这个地方的人无所不在！“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那么，黄鹤跑路去哪儿呢？不出意外，他应该是跑到了海外——目前，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分布着大约40万温州人，他们以强大的资本动员能力而闻名。

他们在意大利做西装

在法国舞龙舞狮

在俄罗斯卖貂

在阿拉伯国家卖情趣内衣

▼一对浙江移民开的内衣店，旁边是他们的埃及助手。如果把范围从温州，扩大到整个浙江，那么浙籍华侨人数超过800万，拥有的资产在7000亿美元以上，占全球华侨华人总资产的20%左右。截至2016年底，浙商创办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8654家，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浙江人不怕偷渡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浙江人移民海外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鸦片战争西方打开国门后，浙江人开始了第一波移民大潮，最多时浙江籍海外人数大约10万。改革开放初期，迎来了第二波移民大潮。当时中国一穷二白，遍地穷人，而浙江的情况，则是穷人中的穷人，耕地少、资源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跟世界的交流还很少，想去海外要偷偷摸摸，并不容易。但这无法阻挡浙江人民勤劳致富的人生愿景，他们借钱买船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向资本主义花花世界进发。直达欧洲成本极高，绝大多数人采用曲线入境的路线，大致分为三条。南线，从云南出发，在茂密的森林里跑到泰国、缅甸，再从那里穿过阿拉伯国家，来到欧洲的地中海海岸。北线，从东北转入俄罗斯，由于苏联统治末期，秩序动荡，很多浙江人趁机入境，一路向西抵达乌克兰海岸，再乘坐船只偷渡进入意大利，这条路线跟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入侵欧洲，非常接近。东线：先是渡海去南美，然后转道进入西班牙。这是最绕的路线，但充分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只要有诚心，条条大路通欧洲。

到了地中海港口，还没算走完全程，很多人继续行进，前往欧洲的腹地——法国。毕竟，法国文化多元化，经济也比南欧地区要好得多。摆在面前的最大障碍是阿尔卑斯山，平均海拔三千米，常年低温，这些浙江水乡的男人们傻眼了。他们是偷渡客，没法正大光明地坐火车、汽车，只能徒手攀爬，绕过边境关口。今天巴黎第19区有个“温州村”，多数为温州丽岙镇人，镇上人除了老弱病残，几乎全部到了法国。居然能将一个村镇“搬到”巴黎，可见其动员力之强大，民间传言，在巴黎如果碰到手指残缺的老华侨，多半是当初过雪山时，冻坏断掉了手指头。为了生计和财富，他们敢于尝试，舍得吃苦，可以说，他们是最具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群人。不当老板，移民还有啥意思远渡重洋，历经千辛万苦，浙江人终于来到欧洲，他们人生地不熟，外语也不会说，还背着偷渡交通食宿的债务，如何扎根下来，还发了大财呢？法国《观点周刊》研究了中国移民的谋生之道，发表了一篇长长的文章，但是总结起来，一个月挣到10000欧元的成功之道也就5条：1、每周工作80小时;2、睡在自家餐馆或店铺3、员工薪水低4、不付各类社会保险5、不交税过惯了滋润小日子的法国人，觉得中国移民整天没日没夜的加班，简直毫无人性。但中国移民觉得这并不苦，并不累，甚至觉得美滋滋。毕竟，在浙江老家，他们生活更辛苦，但回报远远没有这么多。移民无高等教育背景、无丰厚的家底、无个人事业基础，必须跟同乡团结起来，才能生存。非法偷渡者一般在浙江人自己的厂子里面打工，有人来查，就把他藏起来，在打工的这几年老板可以帮忙办理居留证。从早上6点做到凌晨1点，吃住都在这家地下服装厂里，辛苦是肯定辛苦的，然而大家都是温州人，甚至说不定还有亲戚，相处都还算和睦。打一段时间工，还清偷渡的债务，就可以自己当家做主开摊铺了。浙江人有内部资金募集，叫做“标会”，入会者需出资一两百至三五百元不等，谁最急需做生意的本钱，谁就拿，然后再以开厂开店的利润来偿付。

▼电视连续剧《温州人在巴黎》讲述了老中青三代温州人在法国巴黎打拼、创业的经历。这种民间金融借贷组织，最头痛的是诚信问题，国内经常出现非法集资，携款潜逃的情形；国外反倒不一样了，毕竟华人移民圈子就那么大，想卷款逃跑都难，得跑去另一个国家，近年来唯一一次“标会”大规模危机事件，是2009年的纽约有人卷走100万美元逃跑。浙江人开创的这种经济模式堪称最早的共享经济。房子住处是共享的，创业启动资金是共享的。带路偷渡的蛇头，开店的老板，基本都是浙江老乡，老移民带新移民，先富带后富。创业精神已经融入了浙江人血液里，几乎每个人都怀揣着创业梦想。很多移民在浙江老家有份不赖的工作，在医院、烟草公司、水电局、税务局、银行上班，他们最终都毅然放弃国内的所有，选择了出国。因为，干得再好，也还是打工。而到了国外，能打下自己的一块小天地。今天，米兰有400家餐厅、600家小超市由浙江人经营。在荷兰，有2400多家饭店是温州人开的。仅2015年一年，浙江人在意大利经营的66050家企业就创造了约60亿欧元产值。如果没有这些产值，意大利经济增长率将被削掉30%。温州人在法国拥有三万多家企业，大巴黎地区的百分之六十的酒吧都由浙江温州人经营。今年5月，马克龙获得法国总统选举的胜利，有5位温州人管理运营竞选团队，为他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年轻一代的浙江移民，投身政治的热情更加高涨，为华人发声争取更多权益。巴黎三区的市长街（RUE AU MAIRE)、庙街(RUE DU TEMPLE）—— 巴黎传统的小商品集散地，过去曾是犹太人的天下。如今，至少90％的店铺已被温州人盘下，11区和12区的St.Martin街、以及种族混居的20区的店铺也正被温州人鲸吞。在巴塞罗那，90％以上的酒吧是浙江青田人在经营，中国人不仅能开酒吧、中餐馆，还从日本人那里学来做料理，结果中国人开的日式餐厅有声有色，甚至挤垮了日本人的店。

▼马德里市区南部的乌塞拉区，这里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集区。华人商铺超过500家有个旅居西班牙的浙江人曾对比分析说：“中国商人的特点是模仿和攀比，你开500平方米的超市，我就开1000平方米。西班牙人会一家几代人守着一家店，而中国人如果一家店3年没有赚钱，就会毫不犹豫地换掉，把目光转向另一家。”甚至在战火之中的伊拉克也不乏浙江商人的身影。在巴士拉举行的中国商品展会上，浙江商人在伊拉克军警的保护下参展，据参展浙商所述，四周道路停满了装甲车防爆车，士兵对每个进入展会的人进行搜身。每个参展商外出，都有两个兵跟着护卫，他们聚居的公寓门口则24小时4辆军车守卫。在非洲，浙商的后代甚至一度接近权力顶峰。就在去年，早年温州商人之子让·平作为反对派领导人角逐加蓬总统宝座，但最终惜败。有意思的是，由于浙江人内部团结，跟其他省份的华人移民并不往来。巴黎的温州人经常被来自东北的华人黑社会打劫，而这些在商业上显得精明又残酷的温州人，面对打劫，除了报警毫无办法。出国不会卖衣服卖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浙江人浙江人的成功因素已经说了很多，肯吃苦耐劳，内部有良好的信贷系统，在野蛮成长的资本环境里善于竞争。但有一个关键因素不可或缺，就是行业的选择。所谓“男怕入错行”，浙江人的择业观非常明智，选择了服装业。华人移民到海外，从事最多的两种生意，一个是中餐，另一个就是衣服、鞋子。就像江苏人天生会考试，广东人天生会吃喝，浙江人在做衣服方面，是有种族天赋的。浙江人走到哪，服装店就开到哪儿。去西班牙卖鞋

去俄罗斯卖衣服

去法国，继续卖

▼法国北部小镇奥贝维利埃，贸易商们在这里设立了欧洲最大的服装中心。去了阿拉伯国家还是卖鞋。迪拜有个中国商品城，由于卖鞋子的太多，当地人就管它叫中国鞋城，鞋城分为2层，楼下基本都是温州鞋厂的直销店。

原本迪拜的小商品市场由南亚人把控，中国人来了后，大受冲击。鞋城附近一个叫穆罕默德的小伙子实在扛不住了，他的店门口贴出一张店铺转让的广告，以30万迪拉姆卖给了温州人。穆罕默德后来去了趟苏丹，但是，去了那边，发现还是有中国商品，还是有很多中国人。

没办法，小穆只好回迪拜弄了个小店。他有些郁闷地说，迪拜这些年来过很多国家的人，不管是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不曾给他的生意带来威胁，但自从中国人来了，他便生活不下去了。

▼迪拜龙城，投资3亿美元，是中国在迪拜投资最多、档次最高、服务最全的经贸平台。浙江人甚至抢占了街边摊。在上埃及（Upper Egypt）核心地带的艾斯尤特市（Asyut），浙江移民开了三家商店，向当地人销售情趣内衣。

店里有紧身衣裤、只遮盖胸部的睡衣和用羽毛装饰的丁字裤，还有拿挂着塑料金币的链子装饰起来的透视装。各种花样都有，商品价格低廉、颜色艳丽。浙江人从事服装业的原因很简单，开中餐馆，外国人可能还不习惯中国人的口味。但穿衣服，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外国人穿耐克、ZARA，中国人也一样穿。服装加工的门面也不大，小作坊式生产，只涉及简单的拼制箱包、裁缝等中心环节，华人的人工成本又很低廉，一天能干14个小时。启动资金不高，最贵的机器也不过就是几台缝纫机。一个绍兴移民曾自夸：“我这些衣服中高档的都有，大概利润在50%左右。衣服都是我自己家里的工厂加工的，面料是从老家进的货。我需要什么类型，马上E-mail回去，一个月款式类型就全要换一次，所以别人跟不上来。”浙江人开服装店的热情，可以说是相当狂热。巴黎第11区的伏尔泰街早期只有几家成衣批发店，1990年代中期，温州人包下几个店铺，成衣批发店如雨后春笋生长。以前法国人开的面包店、药房、肉铺、乳酪店，温州人全部高价收购店铺，改成服装一条街，巴黎第11区区政府估计约有五六百家成衣批发店。但温州人这样一来，产业单一化，街区失去生活机能，当地居民原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想要买面包得走30分钟去另一个区。勤劳勇敢的浙江人也尝试过其他产业，比如卖盗版光碟，但这毕竟是违法生意，不如开服装店正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里警察局一天能抓10个左右的中国非法移民，其中很多是卖盗版电影的。对服装店，欧洲人即便不满，也只能依法采取文明的应对措施，比如巴黎市政府委托私人资本，在温州人集中开店的街区优先承购所有转让的店铺，再不济就是派人来查税务。而在普大帝领导下的俄罗斯就不一样了，2009年俄政府进行“灰色清关”，强制清理中国人的店铺，遭受损失的企业约2万家，连带企业3万多家，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00亿元。这场风波过后，浙江商人寻找成本更高，但也更正规的“白色通道”，输入商品。今天浙江人仍在俄罗斯很活跃，贩卖皮包、衣服、各种小商品。1876年，大清跟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后，温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温州人开始随着商船到国外去，开始了艰难的异国求生之路。
浙江青田人相比浙江温州，青田则是一个低调又高调的小县城，为啥这么说呢？低调在于一说起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但其实人家值得高调的资本太多了：“小香港”、中国房价第一县、外汇第一县、人均存款第一县...，个个名头都响当当！

当然，最能代表青田的关键词还是“华侨之乡”，全县人口55万，居然有33万华侨旅居在世界各地！其中尤以欧洲为重。以至于现在一些欧洲人的印象里依然认为“中国人就是青田人”，法国人一想到中国人就以青田人为代表。其实青田并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从偏僻山区的贫困农民到今天国际范儿的“华侨客”，他都经历了什么？

假如你想去欧洲感受下浪漫的异域风情，但又没钱没闲，那么建议你舍远求近，去逛一逛浙江的青田。晨起一碗青田蛋面，午后一杯欧洲咖啡。这里随处可见具有浓厚西方风格的建筑物，随时可以喝到正宗的意大利浓咖，还能品尝到在法国某乡下酒窖储存了多年的名贵葡萄酒！走在青田的街头，你可能会有时空错乱的感觉，前一秒觉得身在意大利，下一秒又到了德国、法国，走着走着好像瞬移到香港、澳门...怪不得有人说，青田，是“浙江离欧洲最近的县”。这是一个国际范十足的地方，物价、房价相比其它小县城高得让人咂舌，谁能想到它曾穷到哭？《青田华侨史》载：“民国6年（1917），北洋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等国在华招募华工参加战地服务。冬，县政府开展招募工作，青壮年争相报名，共招募2000名，发给每人大洋5圆，新棉衣1套。”这是青田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群体出国。

1918年2月11日，法国西北部小镇努瓦耶勒华工总部，中国劳工踩高跷庆祝传统春节。华工出了国后并非一帆风顺，工作的艰苦程度因分配任务的不同而不同，青田华工主要从事“清除道路”、“修筑工事营房”、“制造子弹”、“掩埋尸体”、“扫除地雷”等工作，有相当数量的青田华工被分派在前线客死异乡。

华工与法国女人在炮弹制造厂工作一战结束后，华工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回国，二是留在欧洲寻找新的出路。来自中国北方的华工几乎都选择领600法郎补助打道回国，但大部分的青田华工选择留了下来，毕竟回家后面对的还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务农行不通，且青田人早就把经商文化刻在了基因里。

（法国政府为纪念一战华工而专门于1988年设置的纪念牌，上面写道：“公元1916年至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其中3千人从此定居法国，并在巴黎市里昂火车站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区。”这3000人里，青田人占了五分之二。图@浙江侨联）“一有土壤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这句话是形容浙商的，用来形容青田华工也再合适不过。他们有的转走他国谋生，有的当起了小摊贩，有的进厂打工，有的做餐厅服务员...纷纷为再创业积累资本，后来，绝大多数都由华工转身为华侨。

（早期的巴黎华侨逐渐形成以青田人为主的华侨群体，并呈现集聚拉奇诺大街谋生的独特情形。图为1931年，青田华侨张旭明先生在法国巴黎拉其诺大街11号商店照片。图@浙江侨联）再后来，当这些青田华侨站稳脚跟，又将亲戚们带到了欧洲，甚至使这种出国风气辐射到了青田的周边地带。据记载，光在欧洲的青田人，在1920至1925年，人数最多时就将近2.6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