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庐（评注版）?毛峰2019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之219篇
 
      《元经》第三篇·原仁（二）
 
孔子春秋，万世垂宪，民族灵魂
 
 
        {“中国世界观”之十四；
“全球新文艺复兴文明”导航第38篇}
 
 
【中国文艺复兴的壮阔历史运动（87），
全球文明传播之中西文化教养（127），
古典人道教育之统系（137），
中国历史文化真相（164）
清风庐谈艺：小说、戏剧、电影（99）】
 
毛峰教授、博导
 
北师大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中华文明传播基金理事长、首席专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首席专家
央视国际频道《文明之旅》嘉宾主讲
央视等微视频系列节目《儒家智慧》主讲
微信公众号《清风庐》版主，微信名“麟角”
微信号maofeng1965
 
 

 
题记：尧舜又称唐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也是全球史上空前绝后伟大英明的政治领袖，记载其宪政治绩、由孔子亲自编定的《尚书》（今古文），作为中国典籍第一部之《书经》，实乃中国人面向无限宇宙时空、林林总总的宇宙万象，发出的一连串真气淋漓、雄浑铿锵的“龙吟、凤鸣”，这是中华文明在龙腾大时代，向着全天下，发出的“人道自由之最强音”、“宪政民主之最强音”，它要告诉全世界：一个天地人协调共生、万邦和谐、天下为公、禅让举贤、光明普照的人类文明生活，是如何缔造、组织起来并逐步完善的！孔子曰：“二典可以观美”（伏生《尚书大传》），“二典”即尧舜二帝之典，又称《尚书·帝典》，乃中华宪政民主制之萃美、人道自由文明之博大，足资后代效法取式。予初读《尚书》，蓦然察觉“一股奥秘之光”，直接照射在所持册页上，予焕然了悟——这是中华圣贤之祖先，将其浩大生命灌注在予所面对的“圣书”之上，令予猛醒：宇宙人生之大道，尽在是矣！

圣莫尼卡海滩。
 
 
 
《春秋》，孔子自撰之经，百世垂宪之典。吾国博大悠久之文明，自伏羲、炎黄开辟以来，其远大抱负、宏伟规模、古典宪政治理的高超、人文智慧的精粹，汇聚于《春秋》经传之中。孔子自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孟子曰 ：“孔子《春秋》成，乱臣贼子惧”，深刻揭示出《春秋》不朽的文明地位。
孔子《春秋》崇高旨趣有三：
第一，在晚周政治混乱、全民族濒临崩溃的危急时代，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傲立不屈、百折不回、前赴后继、上下规谏，巍然而灿然地捍卫并担当起“中华大一统”的文明重建，极大地凝聚起全民族政治与文化共识，在钱穆先生所谓“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紊乱崩解时代，远承伏羲炎黄尧舜古典宪政精粹，以高超政治智慧措之时宜，强有力地标举出“仁政爱民”、“制民恒产”、“礼义廉耻”等文明治理的不朽法则；
第二，儒门标举中国大一统智慧的集大成典籍《六经》，以约束世道人心，辜鸿铭先生谓之“从熊熊燃烧的西周礼乐文明大厦中，抢救出天下人民相亲相安的全球文明至高蓝图”，以便在新历史局面下——大一统重建的宪政文治政府体系之内，再造中华古典文明；
第三，《春秋》贬斥势力，推尊道义，董仲舒、孔安国、司马迁等巨匠巍然建立起“中国正经-正史传统”，这一伟大传统，绵延传承2200年以上，赋予中国人永恒不朽的“国家观念，实乃荣誉与责任的宪政大法典”（辜鸿铭），亦即人类文明生活持久存续的合理的人道自由观念。

夜晚的购物中心，圣莫尼卡海滩。
峰自读大四时，即开始关注儒墨道法等诸子智慧，捧读《论语》之下，身心安宁静谧，后经阅世安身，上下求索，益发服膺夫子“仁爱”大道：全人类，非彼此善待，不足以存活、繁荣，希腊罗马帝国主义、近代欧美殖民主义，不是人类的康庄大道，乃毅然归宗儒家，将“全盘西化”、“去中国化”主流误导下的中国知识界率性而弃之，掉头而不顾；
深研经史子集，涉猎西方经典，梳理出古典时代、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生命主义、现象主义诸多思潮之上的人类共通的生命经验、文明经验，毅然抛弃启蒙主义以来西方话语的独断与偏执，将不分畛域、融会贯通的古今中外“人类经验”，以“大一统”名之；
遂有《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和《大一统文明》两书问世，承蒙亲朋爱徒护持，悠悠数十年如一日，以“澄怀观道”而彼此相寄托也。

由于中国近代化遭受浅薄壅蔽的启蒙独断思想误导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持续不断的文明浩劫，中国轴心时代智慧日益湮灭，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西周礼乐秩序、晚周秦汉大一统智慧、汉唐至宋明2200年间约束权贵、保障民生的古典宪政秩序，被一些奸佞政客、猥琐文人悍然扭曲为“封建专制”而全盘抛弃，
峰读经史而泣血，吸雾霾而昏沉，所谓“艰于呼吸视听”者，遂携《春秋》避居海南，每日以汉伏波将军马援庙门对联自我期许与安慰——“伏胜南蛮昭汉代，波平海国镇琼州”，在微信朋友圈告诸生“在北师大，予如汉之苏武，贝加尔湖牧羊，节旄尽落而不改归志”，亦内子所讥诮之“意必固我”者也！

圣莫尼卡海滩大厦。
《大一统文明》出版，恐遭时忌，反复删削而成，内心悲苦莫名。然自《春秋》逐页品读之下，予深信自己创立的“文明传播学派”，乃上承孔子仁爱、天命所谓天地人大一统之大道（利玛窦、伏尔泰、约翰逊博士谓之“自然神学”），中接但丁、蒙田、惠特曼、叔本华、尼采以来西方生命现象主义哲学之自由精神，奋然“自立权衡，别开新机”（民国七贤所提倡），具深根宁极之不朽基础也。
一，重启孔子儒家智慧引领下的全球文艺复兴文明
 
  某友问：“西方近代文明开始于文艺复兴，强盛无比，迄今未艾，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哪里？”这位成功人士，一下子抓住了全部“中国问题”之根本：没有一场深入到全民族灵魂的“中国文艺复兴”，即以现代文明格局，深入回归“轴心时代”的伟大智慧，则真正的民族复兴是不可预期的。
  全球文明的两大巅峰，一在古典中国，从公元前1046年前后创立的西周王朝开始，绵延1500年以上，至两汉“礼乐精神秩序”与“文治政府体系”（古典宪政制度与思想）的巍然重建期，而希腊、印度、犹太文明，则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人类生命智慧的一次巨大飞跃，史称“轴心时代”。
  尧舜-两周-汉唐大时代的文明创制与精神活动，围绕“人的生存”展开，产生了周武王诛灭殷纣王时、面向天下齐集的八百诸侯大军发表的《尚书·泰誓》，巍然宣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伟大人文主义信念，一举扭转了殷纣王“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宿命论主张，告诉天下万民：
“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西周人文主义的政治秩序（礼乐）与精神秩序（《尚书·周书》和《周礼》以及晚周孔子思想为代表）由此确立，儒家宪政哲学、仁爱哲学从此传承3000余年，直至清末。
古希腊哲学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维度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等人对“道”（逻各斯）的沉思，贯穿到亚里士多德对“万物运动的目的因”的思考，这一沉思呈现出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相交织的特色；
另一维度由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这一思想开创，注重人的理性存在，柏拉图据此探寻理想城邦的政治法则，但柏拉图并未找到人类政治生活的根本法则“德”，而是寄望于从公共生活的外部规范加以治理的途径（《法篇》），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在万物变易之上，有不变易的、不生灭的“道”存在，为日后各种神秘主义哲学——晚期希腊哲学、犹太教哲学、古罗马哲学、中世纪天主教哲学所继承；而犹太、印度思想，则从万千复杂的人文活动中辨认出“最高者”（上帝）的存在。

人类文明的第二座巅峰，出现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的意大利、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诸王国，代表人物是1300年开始构思写作《神曲》和《论世界政府》等巨著的但丁、发表《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新科学》等巨著的维科、发表《随笔》的蒙田等伟大贤哲，欧洲在历经中世纪1000年天主教教会统治日益僵化、世俗人文主义不断兴起的历史条件上，试图重建天国世界与人文世界的“伟大平衡”（中庸），文艺复兴三杰的美术与人文作品、维也纳古典乐圣的音乐作品，都揭示了这一天人之际鲜活互动、彼此思慕而超越的、精湛而萃美的伟大平衡。
孔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白刃可蹈也，爵禄可辞也，中庸不可能也”，又曰：“中庸之为至德也，民鲜能久矣！”但丁、维科、蒙田等人费尽心机建立的“伟大平衡”，被一股强大世俗势力所推翻：启蒙思维与工业革命，打破了人类数千年的精神平衡——上帝信仰曰文明传统被悍然宣判了死刑，“理性”与“效率”被推上了万事万物最高终极裁判的神席，卢梭、康德等荒谬地鼓吹“为自然立法”，黑格尔更加荒谬地主张“绝对精神”以“近代德意志”为最高文明形态，诸如此类的“启蒙独断呓语”被工业革命的全球扩张所支撑，以摧残印度、中国等五大洲所有“非西方文明”及其全球生态为代价，这一失衡迄今未艾！

  所谓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一失衡而残暴的启蒙独断思维的卑鄙产物与拙劣变种。
  胡适大言不惭自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民国学者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著作中，深刻揭示了“启蒙主义”与“文艺复兴”之别：启蒙是“师心自用”地“为自然、人文立法”，即斥责自己“理性”（实乃私欲）之外的一切历史、文明、信仰、传统是“蒙昧、野蛮、非人道”的；
  而文艺复兴则是回归轴心时代中国与希腊智慧，在古今中西等一切貌似冲突之处，寻得平衡（中庸），民国七贤的学术思想、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和吴宓主编的《学衡》才是真正精确意义上的“文艺复兴”阵地，可惜始终不能居学术主流、舆论主导地位。
  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在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舆论重大误判基础上，“错上加错”、漫漶横流、扭曲畸变，最终导致“文革”十年的文明浩劫，人类的愚昧、懦弱、卑鄙与盲从，在传媒中暴露无遗。
  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启蒙独断-实用主义的第一重邪恶，就是否定上帝信仰、佛教善恶报应思想、中华文明等一切古典道德信仰、道德传统，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无比珍爱与养护……

  再譬如，李泽厚承袭胡适的错误，提出所谓“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仍然认定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来源于“启蒙”而非“复兴”（稍读历史即知：启蒙激进运动鼓吹的法国大革命，彻底断送了法国路易十四开明专制下的国家强盛，而对此持保守态度的维也纳会议诸国，才迎来欧洲文明的繁荣昌盛）；
  中国清末救亡运动与启蒙独断思维是一体两面，康、梁、陈独秀、胡适等人，企图以“启蒙利器”救亡图存，这些人的聪明才智，完全足以令他们“发现”古典遗产的伟大现代价值，但恰恰由于他们为了赢得卑鄙的党派政治权势与个人名望，不惜昧着良知，肆意颠覆、扭曲、污损、毁灭中华文明及其全民族道德底线，破坏艰难展开的清末自强运动，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与党争战祸不断的泥潭；
  直至改革开放“彻底否定文革”，这场自1917年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以来的文明浩劫才算告一段落，但极左、极右势力仍在不断干扰着当代中国的复兴、稳定、繁荣与开明、进步。
 
  静读一页《春秋》，历史了然如揭：权贵与百姓各守其德，彼此宽仁合作，是一切文明相安持久、繁荣昌盛之道；反之，权贵肆意贪腐搜刮，百姓不堪催逼而愤然与之对立，最后，所谓“斗争”只能使二者同归于尽！
  深思孔子《春秋》，乃知孔子周游列国、苦口婆心、上下规谏，意在维护人类文明的各种成就（道德人文与政治技艺），不因内外战乱而毁灭，实乃提炼、萃取上古文明治理精华，褒贬当代是非，开启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万世太平之宝典也。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所撰《春秋左传诂》，为清儒治十三经的重要学术成果，影响极其深远。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曾任陕西巡抚毕沅幕僚，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编修。嘉庆四年（1799）因上书抨击朝政遭贬谪、戍伊犁，次年赦还，改号更生居士。归乡家居，主讲洋川书院，潜心著述，有《洪北江集》行世，《春秋左传诂》是他费时十年而成的力作，未及出版而病卒。
  洪亮吉在国际学界有“中国马尔萨斯”之称，他在清代最早提出当时已日益严峻并将长期困扰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社会稳定之间紧张关系的伟大学者，因忤旨被发配新疆，虽转年赦还，仍郁郁而终。
  他的学生吕培于嘉庆十八年刊刻乃师巨著《春秋左传诂》时，作跋称：“先生于学，无所不贯……此书尤先生毕生精力所萃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905页，中华书局1987，北京。]
  吕培与亮吉哲嗣洪饴孙（孟慈）将此作付梓，尚未出版却相继去世，因刻书费未付清，刻板滞留于书肆中，遭蚀将朽。
  道光八年，吕培之子吕朝忠，立志修废起坠，付清了刻板费，将该书版携回校对改正，再次付梓，距其父作跋，又淹忽十六年矣！
  吕朝忠《后记》揭示精辟、寄慨遥深：
 
    先君子受业于北江先生时，先生已自戍所归里，
遗一世之事，而致力于千古。凡平生发明经、史、
百子及文章、歌诗，次第写定行世。最后成《春秋
左传诂》二十卷，盖精力荟萃，迟久而出之。……
此其义之确而功之伟，视昆山顾氏、长洲惠氏之书，
殆有过之矣。……过庭如昨，手泽犹存，濩落为叹，
固有不知涕之何从者也。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906页，中华书局1987，北京。]
 
  盖洪亮吉自新疆戍所返乡著述，吕培即垂暮之年所收弟子。吕培之子吕朝忠，形容太老师垂暮之志“遗一世之事，而致力于千古”，颇得亮吉先生傲然骨气，亦隐晦揭示“一世之事”——乾隆、嘉庆以下夷清之政治经济，实乃病入膏肓，确乎难以为继矣。
  亮吉先生巨著出版付梓之曲折经历，即活脱脱凸显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核心——官困而民穷，经济增长远远不能满足人口的爆炸式膨胀与随之更形紧迫的各种社会需求，国计民生捉襟见肘、紧迫无措，而近代各种政治动荡、文化误导、列强催逼，更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耽搁十六年而迟迟无钱出版的伟大遗著《春秋左传诂》，好不容易被亮吉再传弟子吕朝忠付梓，却又遭“兵灾”（洪杨之乱）被毁，幸好亮吉曾孙洪用懃侥幸购得“吕氏刷本”，再予刊行，然而此时，已是光绪四年，夷清覆灭已遥遥在望了[洪亮吉《春秋左传诂》907页，中华书局1987，北京]。

 
  峰尝将清末乃至当代所谓“中国问题”者，概括为“洪亮吉-何炳棣问题”，即：中国人口超乎常态峰值的巨大增长，带来异常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财政紧张与支出膨胀，使明清两代政府财政破产，因此，中国必然放弃悠久而灿烂的农耕文明所能供养的工商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谋求所谓“现代化”。
  因此，恰如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三联书店2000）所言，这位西南联大毕业、在美任教授却能罕见地较少被“启蒙独断思维”所污染同化的卓越学者，援引各种经济数据、其他学者的论述而予以论断，中华文明的精神秩序，基本合理；中国问题乃“洪亮吉-马尔萨斯”问题的解决无关；换言之，新文化所谓“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现代化”纯属主观臆测，毫无事实依据。

圣莫尼卡犹如海口，温暖湿润。
  予曾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独居海南，以暂避北京酷寒、罪恶雾霾、政商传媒学界庸鄙之气。陪伴来琼者，尚有狱中成名的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让·热内（1910-1986）写于监牢中的著名同志爱情小说《玫瑰奇迹》（1947，汉译2006年由浙江文艺社出版），亦“奇迹”也。
  凑巧的是，予筑居之地，乃海口城郊新开辟之椰海大道，紧邻“海瑞大桥”，可于自家阳台窗户，全景俯瞰海口蜿蜒而开阔的母亲河——南渡江。宋元以下，中华衣冠士族常举家南迁，以避北方战乱，直至浮海来琼州，终在此河两岸获得安居之地，然北望神州，魂牵梦绕，故而以“南渡”命名此江，以志“遗民”气节。
  予曾恭敬拜祭过海瑞“南海青天”祠堂以及唐宋历代名臣李林甫、苏东坡、李纲等贬谪海南的纪念建筑“五公祠”，文脉稍理；予亦在海口“伏波庙”拜祭汉伏波将军马援、路博德神位，叹美庙门对联“伏胜南蛮昭汉代，波平海国镇琼州”，景仰先烈之余，慨叹自身萍踪无所寄托，亦将如尼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仁爱学社诸生耶？！

  予伫立观赏西秀海滩，凝眸大海波涛，蓦然想起素来不喜读之日本浅陋作家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同样无趣，难望川端、三岛、博尔赫斯项背）访华期间，深有感触说：“你们拥有人民的大海”，予不因人废言，颇爱此句精湛：千奇百怪的中国人、全人类，如大海潮汐，铺天盖地，亘古如斯，谁能变之？
人类之海波涛汹涌，懵懂愚昧与夺目姿色一起沸腾，殊不可理喻，唯圣人孔子，在食色诸欲之上，予以伟大提升，告以君、亲、师之法度，天地人之大道，无论达官贵人、贩夫走卒、黑白诸道，历尽千回百转、左奔右突，仍咸同此道、终归此理，又孰能易之？
混迹于此“人民之大海”，徜徉于碧海风帆、清澈蓝天，因大陆频繁内乱而千百年前即避居南海的纯朴土著，彼此相望，如天外来客；满大街闲散招摇、口嚼槟榔、足登人字拖鞋的花样美男、肌肉少年，或身着超短迷你裙、细带高跟鞋的靓女、魅惑地吸附热辣目光的美腿少女，熟视无睹地穿行于避寒此地的北方佬中间，予侧身其中，“泯然众人”，亦颇自得也。
 
  二，孔子巍然树立全球史、中国史之大权衡
 
时光绵延2500载。孔子《春秋》，以瑰丽史笔，如希腊浮雕一般，完整刻画出晚周时代即“中国古典文明的巅峰时代之一”的文明百态、社会风貌：齐、晋等诸侯大国，主导订立华夏诸侯各国同盟盟约，尽力制止、纠正或约束各国内乱，对外联合遏制蛮夷进犯，有益于中华文明传承，然人欲滔天，各国诸侯贵卿等上层权势集团，因贪婪人性，为权势、美色而频生攘夺权变。

孔子《春秋》力挽举世既倒之狂澜、华夏人心之颓波，对历史事件予以道德评价，堪称千古良史：
 
    成公二年：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浦就魁门焉，龙人囚之。
……三日，取龙。虽南侵，及巢丘。卫侯使孙良夫……将侵齐……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
桓子，是以桓子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
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
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
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436-437页，中华书局1987，北京]
 
齐顷公的嬖人（宠臣，以姿色、勇力、才艺、巧佞等侍奉君主、显贵、达官）卢浦就魁，侵犯鲁国小城龙，龙人杀之。齐国趁机进犯鲁国。卫国救之，派孙桓子（良夫）等人率兵趁机犯齐，卫国兵败，被新筑富人仲叔于奚解救。 卫国谢以小邑，仲叔不要，要以诸侯之礼器“曲悬繁缨”以朝见卫侯，卫竟许之。

孔子闻而叹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洪亮吉《春秋左传诂》436-437页，中华书局1987，北京]
仁政之要，在以“礼义”安民；礼者，国之大节也；儒家尊“纲常名教”，其宪政用意，在此。

 
《春秋》褒贬是非善恶，一遵《周礼》：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节（一次朝见的礼器），却寄寓着天下兴亡之“大节”（政）要害，纲常礼义的背后，是宪政合法性之权柄之授予，不可一丝一毫疏忽。
无奈周王室、各国诸侯，均视“礼”为“虚礼”，陵夷至近代，竟有民国师大无知教授、无聊文人鲁迅等人公然鼓吹、叫嚣“礼教吃人”之歪理邪说。
全民族仓促惶然，懵懂而盲从之，至今宪政道德紊乱，虽富贵可期，惟“礼义廉耻”付之阙如，管仲所谓“四维不张”，其国或幸存，然天下道义隐晦无伦，文明大道晦暗不彰矣！

 
  这段历史记录，其饶有深趣者，还在于：以男性美色、巧思才艺而为君主、诸侯、贵卿宠幸之“嬖人”，常卷入频繁的政变与权谋，然其最终下场，往往悲惨：
 
襄公二十一年：栾桓子娶于范宣子（范鞅），生怀子（栾盈）……（盈）为公族大夫
而不相能。……秋，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箕遗……羊舍虎、叔熊，囚伯华、叔向、籍偃。
……于是（时）祁奚老矣，闻之，乘馹见宣子曰：“……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
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
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佑王。若之何其以虎
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
宣子悦，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
（祁奚）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
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汝。汝敝族也，国大多宠，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
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553-555页，中华书局1987，北京]
 
  观此史事，晚周各色人等之性格、境遇、命运，鲜活毕现也：栾、范两家贵卿通婚却不相能；栾盈被范鞅驱逐、逃亡，栾党作乱被杀，叔向之弟叔虎（羊舌虎）被杀，叔向亦受牵连而被囚禁。

安迪·沃霍尔《电椅》。
  晋开国老臣祁奚不待叔向求情，主动为之奔走，他援引前朝著名史例——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佑王（峰按：尧舜禹举贤禅让之事，史不绝书，孔子、祁奚等贤人均称道有加，盖无异议。后世出土《竹书纪年》妄称大禹囚禁舜帝、废除禅让，显系误记、讹传，近代疑古派却对此大为欣赏，反复引用以为信史，足逞其“桀犬吠尧”之深衷也。）以及诗、书名言警句，为叔向一番成功辩白，使范鞅欣然纳其言，叔向被释，且官复原职。
  祁奚、叔向之交，圣贤倜傥风度，真千古叹美：祁奚乘驿站马车（馹，音日）来朝救叔向，一番倜傥宏论，范鞅嘉纳之，特以贵卿大夫专用马车礼送，祁奚登车离朝，扬长而去，不与叔向邀功；
  叔向亦不称谢，径自上朝，处理政事如故！
  盖晚周气节、风度，上下以“社稷”为重，而不以“私交”为取舍标准，诚清节高迈者也，亦孔子《春秋》仰赖以建立天下道义、中国古典宪政秩序之社会、文化、风俗之深广精神基础。
 
三，全部历史以儒家宪政人道之仁政精神为本质核心
 
这一切，恰是孔子企图重振周王室以澄清天下之道义精神、文明根基之最深所在。当时诸侯各国尚深深存留此种伟大道义精神，故而祁奚之言，与孔子对季康子之言，如出一辙：
“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祁奚）
“子为政，焉用杀？”（孔子）
近代新文化运动实乃中国古典文化一场巨大浩劫，其不学无术者，往往以“迂腐”、“丧家犬”等罪名肆诋孔子儒家的政治主张，以逞其无耻攘夺政权之私欲，与历史传统、当时政情，全不相侔也。

《春秋》不仅深入历史灵魂，更深入了人性本质：
叔向之母，凭女人直觉，畏惮叔虎之母姿色诱人，不使其接近晋君，唯恐晋君临幸之。
诸公子年少不明底细，还规劝母亲宽容此美姬。
叔向之母无奈，使叔虎之母侍奉晋君入寝。
晋君夜寝，一见而美之，遂幸之，生叔虎。
叔虎承袭其母美色，且勇力超群，一表人才。
公子栾盈，爱宠之而为嬖臣，今之所谓同志之爱者。
栾党作乱，叔虎被杀，羊舌氏全族也因此遭殃。
反观叔向母之言，颇多人性洞察，富于人类相处之道的深刻体会：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
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
余惧其生龙蛇以祸汝。汝敝族也。国大多宠，不
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
 
（峰按：洪亮吉此处援引王充《论衡》论之曰：“妖气生美好，故美好
之人多所邪恶。”“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龙蛇，东方木，含火精，故美
色貌丽；胆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气猛，故多勇；木刚强，故多力。”）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554-555页，中华书局1987，北京]

 
  王充乃东汉名儒，承继晚周大一统易学思维，以东方之辉丽，龙蛇居焉而警戒之：叔虎美而多勇力，栾盈宠嬖之，这种“断袖之欢”，若仅限于床第之间，则无伤大雅；若参与政变、权谋，则必败无疑。
  叔向，乃晚周著名政治家、学问家，出身贵卿公子，长居社稷之臣，家学渊源之深，观其母一言而知：盖世居贵卿、主持社稷，人品经政治反复历练，而萃美挺拔，举世以为圣贤，所谓“谋而鲜过、惠训不倦”（祁奚语）者，良有以也！
  孔子《春秋》对这些贵族政治家（如叔向）、平民政治家（如管仲）深感认同，对他们的仁政思想与政策，多有赞许、嘉赏，希望这些贵族、平民政治家能联合为一体，共同促使各国扶持周王室，重新建立中国大一统；

洛杉矶市政厅门前广场喷泉。
  这说明了晚周中国伟大的政治诉求“尊王攘夷”具有极高的道德威信，受到全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也说明了“中国古典时代”儒家的政治智慧与人文智慧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与文明土壤，符合“中国大一统”的文明诉求，能恰当而合理地解释“儒家及百家”在晚周勃然兴起的学术思想根基。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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